我们不需要廉价的“商品儒学”

我们不需要廉价的“商品儒学”

重扬儒学，这种提法已经成为了知识分子阶层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的一种时尚。的确，在近代的局烈蜕变后，经历过断裂与破碎的中华文明有太多地方需要我们去修补。然而，近代的震荡并未帮助中国分娩出一套全新的文明体系。中国的文化，实质上还是在唱旧农业文明的剧本，只不过是穿上了中西合壁的戏服。

而在文化革新的大潮里，随着国家民族的颠覆而倍受挫伤的文化情感却急需一种简而快的自我安慰。这个时候，随着我国农业经济复苏而一同苏醒的儒学，成为了人们最上心和上手的工具。原本就根生于旧农业文明的国人，面对这种熟悉而又富有新意的“工具儒学”，无不感到欣慰。仿佛民族的魂魄已经再生，仿佛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出路。而另一方面，新兴的小资知识分子阶层在应对骤变的社会大环境时，又极力于鼓吹一种商品化的儒学思想，试图为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找到暂时的温床。归结到一点，这种“商品儒学”，即是“儒学”外衣下文化自慰的真相。

“商品儒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以道德为幌子去宣扬一种快餐式的伦理文化。在这个时代里，由于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我们不得不面对在物欲面前社会价值观暂时的碎裂。我们开始面对一种有如洪水猛兽一般令人畏惧的物欲狂流，惧怕固有的道德和生活习惯被冲垮，所以需要一种复古乃至复辟的思想去顶住这种压力。然而，这种自我保护，不过是一种逃避和拒绝，是消极无力的，快餐式的短暂满足终究只是能鸦片一般的麻醉自己。长期处于这种保守状态，将自己隔绝在时代大潮之外，无异于是一种思想上的闭关锁国。而结果，就是被时代抛下，被历史的车轮辗碎。这是在百年之前就已经验证了的必然。

除此之外，“商品儒学”还再不断被品牌化。孔孟成为代言人，礼义成为宣传标语，经典成为广告词，这一切都昭示出所谓重扬儒学，其实质是一种急躁的文化推销。急于重塑民族自豪感，急于找回那种“天朝上国”的文化适从感，急于重圆强国、大国之梦，这都逼迫着国人去向世界推销自己或尚未成熟的新文化、或已经腐朽的旧文化。旧文化那种“满清辫子”式的怪诞反而成为了一种商标，支撑起了这整一套荒诞的文化销售系统。而这种形式的“重扬儒学”，仅管裹上了厚厚的人文外衣，但依然无法填充其空洞的内壳。而这种屈辱的文化推销，最终只能将凭空而筑的民族自豪感粉碎。

然而，这一切都不是中国——这个处于文化裂变期的国家所需要的。重扬儒学，并没有多少新的、深刻的内含，更多的是表达了一种阶层需要，和应对一种阶层需要的满足。高节奏的现代社会，撕裂了原本安祥平和的生活，颠覆了以中庸和谐为基调的传统伦理观，也就摧毁了旧农业文明赖以繁衍的社会基础。这个时候，我们缺乏一种文化与伦理的适从感是可以谅解的。但时代的风向，要求我们去适应新型的社会、新型的生活，更要求我们去创造一种新的民族文化，而不是简单的用“复古”来营造一种幻梦式的祥和。

但是，新的文化并不是一种割裂历史的文化，中华民族在五千年里培植而成的思想土壤是不可能因为社会的骤变而发生质变的。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根植于原土壤的新骨架。这也应当是新儒学的要义所在。在新的时代背景中，以旧文化中精华的力量去影响，甚至指导这次变革。而这一切，绝非依靠购买廉价的“商品儒学”能够满足，庞大的新文明体系不可能依赖“豆腐渣”般的廉价商品来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