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事件：权利面前，让政府学会放手

华为事件：权利面前，让政府学会放手

话说华为应对新出台的《劳动合同法》，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回避新法中颇具锋芒的“ 规范劳动用工以及保持企业的竞争力采取的做法”中对企业未来用人制度的挑战。此般举动和其造成的社会影响，无疑是对现中国劳资关系的一种讽刺。本来是为改善劳资关系而实行的法令，反而却引发了一场硝烟四起的资本游击战，这不得不说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官民共同的无奈。
有人认为，之所以会造成此种局面，过分依恃法律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对于法律条文的过分依赖导致了中国政府忽视了环境规正，同时也忽略了法律条文自身的依附性——它是依附有效的社会环境而生的。这并不能击中整个事件的核心，但仍是十分全面的指出了整个事件的问题所在。没错，中国社会的现状是令人遗憾的，工人的权利观念低下，缺乏必要的维权意识，甚至于是在既存法律面前投降了资本。这也就是上面那种说法的本质含义。正因如此，中国社会难以形成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抗衡，更难以实现两者的平衡。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才急于去在法律上作文章，以大刀阔斧的，与世界领先水平接进一致的改革来填补中国社会客观环境上的漏缺。然而这并不能真正的改变什么。权利的主动性掌握在工人手里，而不在于政府。真正能对权利发生作用的是主权者本身，而不是作为第三方媒介的公共权力。这不仅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抉择，也是中国市场对于劳动力的基本要求。然而，法与人仍然走到了两端。
那么，仅仅是要求工人权利意识提高，然后再回归到“教育教育再教育”那条亘古不变的老路上去，就是正确的做法吗？答案已为中华史乃至世界史的经验所否定。我们不能靠空洞的所谓教育来实现权利意识的提高，这就如我们不能以其来实现民主是类同的。同时，历史也告诉了我们，解决思维与制度的不协调问题，最为关键的是政府——这个体现权利关系的至高平台。而这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法律改革了。要教会人民“行动”就得先赋予他“行动”的机会，甚至是主动赋予。中国民众对于权利淡漠绝非是民性，族性，劣根性，全是因为两千年来中国政府的包办主义腐化了民众对于政治的能动性。而此时，包办主义已经不止是封建压迫，它还包含了政府的高度强效控管。封建压迫其实质还是过分的政治控管，而政治控管比单方面的封建压迫危害更深。它是在滋养民众的惰性，最终解构了整个社会的政治能动模型，让民众成为患“权利萎缩症”的病夫。这才是华为事件的核心。
由此看来，主动赋予“行动”的机会重心在于政府如何将权利的主动权强制交给人民。美国的民主有一点重要体现，那就是政府的懦弱与人民的强悍形成的鲜明对比。但这并不构成对公共权力的威胁，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反而在人民强势的维权行动中，政府的行政工作更为有力。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如何做到让人民“被迫”主动去行使权力，维护权利，是中国政府更应当思考的问题。而一个放手归还人民对于权利的主动性与能动性的政府，其公正性也会大大加强，腐败也会因无从下手而逐渐被瓦解。美国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维护民权，重在于民，这是民主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不变规律。但是，一昧的恳求民众自己把握权利，不如主动放手，让民众在“被迫”的自由维度里找回属于自己的权利。放手不等于不管，而是少管，精管。否则，只会让类似华为事件的丑剧继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