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条与低俗：夹缝间的中国乐坛

教条与低俗：夹缝间的中国乐坛

中国音协于不经意见引发了一场口水战，其本质莫过于是对于流行音乐的辨证批判，只不过击中的恰恰是流行音乐的软肋——所谓的恶俗音乐。

恶俗音乐，以其流行音乐的实质来讲，不得不归结为是对学院派教条主义的反叛。当解放初期大建设热潮下的口号式音乐与改革开放后欣欣向荣的大联欢式音乐不再反映这个时代，为这个时代提供艺术与美学滋养时。流行音乐诞生了，网络音乐诞生了，而恶俗歌曲也随之出现了。
其实，不少人认为，不可以将低俗歌曲一概而论为“恶俗”，这一点我深表赞同。很明显，低俗的歌曲，从词与曲的双重角度来讲，是完全平民化的，肤浅的，没有深度的。这一类歌曲在现代乐坛相当泛滥，且覆盖率极大，全将其定义为“恶俗”不仅不合理不公正，而且是对音乐人和大众的污蔑。我们只能说，低俗统率着恶俗。但是，分辨恶俗低俗，不是这篇文章的重点，笔者纯粹是在明确其定义。
了解了现代乐坛的一种形式趋势后，不难总结出，恶俗归于低俗，而低俗又附庸于流行。可见得，在一个时代与时代中人的召唤下，“流行”在中西方原风格的双重影响中，逐渐成形。流行音乐代表了这个时代，这本是音乐史乃至艺术史的普遍规律。有所不同的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流行音乐，那便是所谓的“低俗歌曲”。低俗如前文所言，完全的平民化，那么，从中就可以解析出这个时代文化的特质与发展走向——平民化。而对于这种文化，我们也不难找出其根源——历史象征性的政治路线——民主思潮。
由唯物主义针对人类文明总结出的物质，政治，文化的三基点互作用律里，我们就完全可以明晰民主思潮与平民化的关系与产生的缘由。在人民参政意识普遍加强，要求更多更高层次的政治权利的同时，人民也在呼唤一种思想上也是文化上的解放。也就是说，在生产力加强，生产关系转变到政治民主化的线形发展中，文化也因此遭到冲击，人民在追求文化上的权利，他们需要由自己主宰或至少是自己能够支配的艺术。而这也就直接促成了“低俗歌曲”的产生。这种流俗的曲乐风格大可以概括这个时代——一个文明主体从精英回归到平民的时代。而这也验证了笔者对低俗歌曲的正名，一个时代，在基本伦理体系没有崩溃的前提下，永远不可能会出现一种流行的恶俗音乐。“恶俗”一词不可滥用，它的分量是很重的。
那么，是否低俗歌曲在时代的庇护下就可以高枕无忧的为所欲为了？自然是不行。因为平民化并非是在提高平民的艺术素养，而是在迎合平民。那样只能是助长平民艺术流俗化的倾向，是负面性的。从而我们也可以看出，音协的指责不无道理。
转身看看端居高位，躲在背后指手划脚的音协罢。有人批判音协是学院派，他们的艺术生命已经衰亡，创作日趋僵化保守，完全是在搞教条主义维持生存。对于这一点我只能是半点头半摇头。音协，之所以贵为“学院”，本身就阐明了其性质——它是由艺术创作兼同理论研究的音乐家们组成的。可以说他们创作僵化，但绝不可以说他们的艺术生命衰亡。每一个艺术工作者的“灵性生命”都是有限的，但“理性生命”却是没有局限的，理论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替代艺术创作。但是，现在的音协并非是纯理论家，他们仍然不肯放弃用早已入冢的灵性去指挥新生音乐人的成长。此时我们就不得不带着批判的思维去审视，他们的话仍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吗？可以说没有。从他们对于流行歌曲的批判中表现出的，诸如〈喜刷刷〉废话连篇，〈老鼠爱大米〉作曲简单乏味等等，都可以看出他们是在以教条主义来束缚新的音乐形式，拿祖宗的灵牌砸后辈的脚，瞎搅和。
一个是时代的负面，一个是时代的遗留。在两座大山中走出了中国乐坛艰难的旅途。高尚的流行并非没有，只不过都免除不了两者的干扰。在这令人窒息的环境里，我们如何发展中国的音乐，这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而如何让负面和遗留同化在中间道路里，这才是中国音协和新潮音乐人们所应该求索的。